自1998年起，陆续收到华东师范大学周瀚光教授寄来他与袁运开教授主编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分上、中、下三册，鸿篇巨制，洋洋150多万字。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饶有兴味而新颖的课题。
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用现代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是伴随着上一世纪初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竺可桢、李俨、钱宝琮、叶企孙、刘仙洲、王振铎等老一辈科学技术史家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典籍、资料，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成就，逐步建立了数学史、天文历法学史、地学史、医药学史、农学史、建筑学史等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几门科学技术的学科史。解放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迅速发展，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科学史家调进该室，李俨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到“十年动乱”前，建立了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史学科，编著、出版了《中国数学大纲》（李俨）、《中国数学史》（钱宝琮主编）、《宋元数学史论文集》（钱宝琮等）、《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陈遵妫）、《中国农学史》（南京农学院）、《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刘仙洲）、《中国建筑史》（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成就》（张含英）、《中国化学史稿》（张子高）、《中国化学史论文集》（袁翰青）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史著作和论文。但是，一方面，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者主要着力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的整理、发掘，尚无暇顾及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言必称希腊”，以西方科学为科学的唯一模式，中国古代只有科技成就，没有科学理论的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从事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不屑于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思想和理论。解放之后，这种思潮有所改变，然而，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的主导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起色仍不大。60年代中期，钱宝琮撰著了《宋元时期数学与道学的关系》、《（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重要的具有导向性的论文，可惜，这种研究随即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70年代中期，在“评法批儒”运动中，一些学者力图在夹缝中探讨科学思想问题，但大多数观点是被扭曲的。总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中国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十分薄弱。
7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根本改变，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除了继续进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整理、发掘之外，特别注重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人们开展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关系，比如，对《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伟大数学成就与战国、秦汉、魏晋社会思潮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开展了中国传统科学有没有理论，有没有演绎逻辑的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刘徽注以演绎逻辑为主；还开展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为什么在明代发展缓慢，以至停滞不前，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西科学思想的比较等所谓“万岁”课题的研究；等等。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部相当规模的通史性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著述。《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编著、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这一空白，是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中国科学思想史》全面覆盖了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化学、地学、农学、医药学、生物学，以及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的思想，许多论述相当深刻，富有启发性。试举数学方面的几个例子。对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的“数与道非二本”的思想，数学史界历来褒贬不一。本书从秦氏“道本虚一”的说法，联系到张载“以太虚为气的本体”的思想，认为“虚一为道所本，又为数之用所本，是则数与道都源于虚一，两者同源而异流”，进而从“数进于道”、“明道求数”、“由数知道”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秦九韶的数道统一理论。又如，比较了杨辉和朱世杰不同的数学观。杨辉和朱世杰都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大数学家，然而杨辉将数学视为“通俗务”的工具，坚持“命题须责实有”；而朱世杰则“以明理为务”，重视数学理论的应用；对朱世杰的四元术图式，本书认为“以元气即常数项居中，上下左右为天地人物即未知数，这是从哲学上的元气生化转向代数学上的由常数项求解未知数。以元气化生万物之理来表明数理”。这些都是开启人们心扉的精辟见解，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宋元数学的深层思想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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